二是比例，即以原基数需要相乘的比例。
在转基因安全评价程序中引入同行评审，并不能当然地保证安全评价结果的可接受性。[14]《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第27条规定。
这至少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的要求：（1）为防止民意的反复无常，民众的价值表达应转化为法律规范价值，即应通过立法明确是否接受某种风险或接受何种风险。[31] 在我国管制实践中，特别是在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同行评审尚未得到普遍确立。如果欠缺生物安全证书，转基因植物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等的登记、审批程序难以启动。对此，我们必须对管制同行评审的局限性保持清醒的认识。如《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第25条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引进农业转基因生物，或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应当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提供相应的安全评价材料。
但农业部的批准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审查，还是要进行实质上的政策判断？如果安全委员会评价合格，但农业部不予批准，在实践中该如何处理？ 正是由于一方面，农业部门发放了部分品种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评价证书，并不断声称获得安全评价证书的转基因食品与其他非转基因食品具有同等安全性，另一方面，获得安全评价证书的相关品种始终未获得商业化种植的许可且未对外说明原因。[16] 2．同行评审制度的欠缺 在科学领域，同行评审是确保科学研究被普遍认可的金质标准（gold standard），也正是基于这一理由，同行评审被引入管制领域，成为判断行政机关作出管制决定所依赖的科学信息是否可靠的关键程序。法国民法典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
[24]参见【日】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2-248页。正因为此，罗马法被称为一切公法和私法的基础。宪法保护私人财产权，民事立法在界定财产的内容时，可以将财产分为所有权、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但不得将人作为财产，否则人格受到贬损、减等，等同于奴隶制，人格尊严对财产权的内容形成制约。人权保护既须抵制横向意义上公权力的侵犯，也要制止水平意义上平等主体之间的相互侵权。
在方法论上，缺乏人权概念的私法是偏狭和落后的，缺乏宪法实施理念的民法在解释学上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科学的。其内在的逻辑前提是，宪法上的平等原则虽然不及于私人，但法院作为国家机关负有实施宪法的义务。
我们宪法把我们构建成私人人民……参见【美】布鲁斯.阿克曼：《宪法的根基：我们人民》，孙力、张朝霞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236页。[①]适逢民法典草创之际，新一轮质疑其宪法依据的论点不期而至。[24]其前提是大公司的形成、发展和壮大有危及人权与公共福利之虞。逻辑上，具体化应包含如下内容：一是通过法律充实抽象基本权利的内容。
前述原理说明，宪法对于民法的要求是持续和不间断的，且这一要求主要发生在基本权利领域内，原因在于宪法和法律是人权的共同守护者。摘要：人权概念的匮乏与宪法实施理论的缺位是私法发达的障碍。这一过程既与前述公法与私法融合相关联，也是私法公法化的表现，是公法的人权价值向私法领域的渗透。（三）为公众利益起见，财产可予征收。
公法权利指德国早期行政法上的权利。在1958年的吕特一案中，[39]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首次提出了客观价值秩序这一概念，认为宪法规定基本权利是一种客观价值，法官有义务在民事法律中予以贯彻。
时代与社会制度决定了中国民法须兼顾古典民法与现代民法的双重责任，在确保意思自治的前提上，履行社会义务。[40]判决要点为七项，其余几项与本文无关，故略去。
人权宣言与美国宪法言辞灼灼，不可不视，不可不察。它是由民事法官而非宪法法院的法官作出的。[41]Privateagreementdontviolatethe14Amendment,butitsaviolationoftheequalprotectionClauseforstatecourtstoenforcethem.SeeShelleyv.kraemer,334U.S.1(1948).美国州法院在审理涉及白人房客签订契约拒绝出租黑人一案中，裁决带有种族歧视的契约有效，该案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决，州法院实施带有种族歧视的契约，违反了联邦宪法规定的平等保护原则。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将13世纪英国视为宪法开端是不可理喻的，宪法甚至早于古希腊罗马，[⑥]意大利法学家认为自治概念是中世纪宪制的基础。[38]而在宪法实施理论上，法律的目的不过是在执行宪法的基本决定，所有法律皆不过是在为宪法服务。民法之于基本权利的永续形成义务更是说明，宪法高于民法，基本权利价值不容伤害。
[46]参见付俊伟:《现代欧盟私法的发展方向：人权保障与社会正义》，载《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6期。古罗马时期的自然法理念早已初露端倪，西塞罗对此作出了出众阐发，不可以成文宪法的有无判断宪法是否存在。
[34]陈新民：《宪法人民基本权利的限制》，载《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第356-359页。法律具有形成基本权内容之任务，可称为法律概念的三元化。
其二，意思自治受到限制。以财产权为例，宪法保护私人财产不受非法扣押、没收、征收、征用，是抵制公权力对个人财产权的侵犯。
财产权包括物权、债权、继承权和知识产权，而在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债权和知识产权并不在财产权的范围中，财产权的内容相当单一，仅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作为私人财产权的内容。并非所有宪法规范都得约束私法关系，但是，基本权利价值可通过法院适用于民事法律关系。（二）财产权负有义务，即其使用应有利于公共福利。进入专题： 宪法实施法 民法 人权 私法 公法 。
汉密尔顿在讲到宪法和法律关系时指出，宪法是人民制定的，法律是人民代表制定的，宪法高于法律。若没有立法者这种具体化的法律，宪法的目标就无法达成。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种观点是建立在立法者为宪法服务的基础上的，其理论基础是宪法实施，故此所有法律都只是人权的执行法或者实行法。注释: [①]参见郑贤君：《公法价值向私法领域的再渗透:基本权利水平效力与契约自由原则》，载《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相互促进、齐头并进。宪法的权威就在于作为法律体系金字塔顶端的上位法权威。
而在处理宗教权威和民选政府的关系上，伊朗宪法设立了一个违宪审查机构：宪法监护委员会。不同于英国，美国拥有一部成文宪法，而且这部成文宪法是美国建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党要整合在国家之中，但又要始终防止蜕变为官僚特权集团而压迫社会。宪法监护委员会一方面发挥法律职能，不仅有权解释宪法，而且审查议会所有的决议案是否违背伊斯兰教义和违宪，另一方面则发挥政治职能，尤其是监督总统选举、国民议会选举和公民投票等，特别是只有经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审查之后，才能成为总统的正式候选人。
在这方面，过去几十年法学界的讨论主要形成两种思路，但这两种思路都因为理解和认识的偏差而面临理论和现实的双重难题。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齐玉苓案中，以批复的形式援引了宪法中关于公民受教育权利的规定，引发了法学界关于宪法司法化的大讨论。
比如在美国司法审查和德国宪法法院模式中，由于法官均采取终身制，不同于国会议员和总统的定期选举制度，因此，行使违宪审查的机构无疑代表了老一代权威。用法治的思维来保证党内最高权力能依照党章、宪法以及已经形成的宪法惯例顺利地实现权力转移。
但在后来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时，毛泽东依然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这就在军队指挥权的问题上造成了党和国家的分离和紧张。然而，文革开始之后，国家主席和最高国务会议和1954年宪法一样处于危机之中，最终被废止。
